作者:李旭之
云南新任代省長阮成發(fā)在正式場合將“滇越鐵路”兩次讀成了“鎮(zhèn)越鐵路”,引發(fā)輿論嘲笑,的確將“滇”讀成“鎮(zhèn)”是個笑話。滇省省長不該不識“滇”字,一個中學生,“滇”并不算是生僻字。只要學過地理,有誰能不知道云南的簡稱是“滇”呢?了解或者去過昆明的人,不會陌生滇池這個高度污染了的湖泊。
但傳聞目前還只是傳聞,是“滇越”還是“鎮(zhèn)越”?尚不得知(有種說法,“鎮(zhèn)”代表鎮(zhèn)南關(guān)(今廣西友誼關(guān)))。我以為阮省長該不會不識“滇”,也許是開的一個正式玩笑吧。我們習慣了將“別墅”不是說成“別野”么,將“中國人民銀行”說成是“中國人民很行”么,如果將“別墅”正確地說成“bieshu”,那是不懂幽默,不會給聽的人創(chuàng)造舒服好玩的氣氛。我們也習慣了“一步到胃”、“衣衣不舍”的廣告,我們還習慣了“撼祖國強盛,衛(wèi)京都泰安”的故宮錦旗,還有某人的“玖球天後”的大字。總之,我們現(xiàn)在是一個娛樂的社會,文化不文化的,對與錯,都不重要了,保不齊因錯得福,提升知名度,利隨名來,再是一字不錯得正確,就沉在底層默默無聞吧。市場經(jīng)濟里,要的就是與眾不同,創(chuàng)造的就是亮點,賣的就是錯字。
縱然有環(huán)境使然,但也要承認的是,我們的文化教育也是出了問題的。教育本是栽培育人的事,現(xiàn)在無異于是售賣知識的交易,人不過是裝有一些知識的籮筐,就業(yè)之后,用所裝的一些知識倒出來做了謀生的工具。自然知識如此也無妨,而社會學知識竟也如此,所以不論人情事理、善惡識辨之間,都少了一個情字,如果有意無意間加入了一個情字,便會被人訴之以情左右,說你少了公正公平,最是以冷、無情為好,也因此助長了現(xiàn)代社會人與人之間情的消減,冷的增加。
有兩個領(lǐng)域體現(xiàn)的最為明顯,一是法律,二是公文。上月一則新聞報道了一件“詩意判決書”,所謂詩意,無非是在判決一起離婚案件中引用了幾句古人的詩詞,并無創(chuàng)作,但在冰冷的法律判決書中就增添了一絲暖意,估計婚不大容易離了,成人之合,也算美差。今早聽電臺,又聽到一件奇事,天津的一個大媽擺氣球射擊攤,被以非法持有槍支罪判刑三年。倘若過幾年,也可能玩彈弓會被判刑是保不定的。從這起案件中,已經(jīng)可以看到今天的一些法律人如同執(zhí)行指令的機器人了。
如果比較古今,古代的公文(包括法律判決)文化氣息濃,一篇公文不僅包含了政治正確,還融進了寫作者個人的情感及文采。記得自己上學時就很感興趣于一篇判決書,那是《胭脂》里吳南岱斷案后給出的判詞。蒲松齡寫的《胭脂》到底是小說,還是實錄,但古代官僚衙署就是那樣做文章是無疑的,質(zhì)疑者,可看正史《二十四史》,在紀傳中有大量的歷史公文,如皇帝的詔、諭、敕,大臣們的諫、表、策,都很富有文采,不乏許多以情動人之筆,我是最愛看那些詔、表之類的原始文章的,讀之有味。
中國是重情的國度,自古以來文史不分家,史家都是文學家,有《史記》的作者司馬遷作代表,思想家也是文學家,孔子孟子作代表,文史一體直到五四時期。晚清廢科舉,興西學,連帶在中國傳統(tǒng)的文化領(lǐng)域也西化了,今天的知識分子群體大概只能說是有知識而無文化,有學歷而無學問,丟失了中國傳統(tǒng)知識分子的文采,少了知識分子應(yīng)有的情感,多數(shù)只算一個匠人而已。但人是社會人,不會孤立存在,每個人都必然要與他人打交道,在交往中,必然就產(chǎn)生了情感,或愛,或恨,或嫉惡,或揚善,或怒發(fā)沖冠,或俯身為牛,在寫下文章的時候,就將各種情感下注于筆端,留給了后人無數(shù)的飽含著情感的文章,后人讀的時候會與古人的心緒情感一同相起伏,體會到古人的情感波瀾,讀李密的《陳情表》有幾人不為他的孝而動情,讀諸葛亮的《出師表》有幾人不為他的忠而感動。古人留給我們的文化遺產(chǎn)是一個豐富無邊的情感世界。
我們曾譴責古代的八股文,但相比之下,我們今日的公文和領(lǐng)導講話又何嘗不像八股文呢?公文和講話一個最大的特色是空話套話多,更沒有絲毫感動人的文采,少了情,不僅讀之無味,而且一些政策性的內(nèi)容,又經(jīng)常是其意模棱兩可,讀不懂,看不透,有些猜謎的味道,于是乎便出現(xiàn)了很多的解讀專家,各取所需地主動給人們解讀文件,出版解讀本。文風上也有官員對待民眾的一個態(tài)度,有情則文生情,而無情則文冷,如隔墻喊話一般。
現(xiàn)代的我們?nèi)钡氖乔?,市場?jīng)濟里,過于強調(diào)了人的個體性,讓人在思想上刻意淡化了人的社會性(人的社會性是人的客觀唯一屬性,但卻在主觀上讓人否認它的客觀性),由此我們看到父子反目,母女成仇,兄弟庭訟,夫妻側(cè)目,路人一言不合便仇讎相向。我們的教育,知識成為了商品,學校和教師是賣家,學生和家長是買家,在買賣知識的過程中,只有冷冰冰的交易,而不是傳授文化。在教育的生產(chǎn)線上最終批發(fā)出去的是學歷,失色的是文化情懷。
西方模式的社會,每個人都以自己為中心,是人人為我的價值觀,情是多余的,不需要的,因此西方社會少有人情。相反東方傳統(tǒng)文化,是以天下為己任的社會,即使在私有制的古代,情也是凝聚社會的加溫劑,因此中國社會的人情味濃厚。而將中國的人情關(guān)系提升到最高層次的是新中國的社會主義,將古代的比較狹隘的熟人社會提升到了都是同志關(guān)系的平等友愛、互幫互助、團結(jié)一心的新境界,為人民服務(wù)就體現(xiàn)了干部對群眾的最大的情,有情,無論學習、工作,還是生活,就會主動地精益求精,好上加好,小到錯別字之類的小問題,也是很少出現(xiàn)的,有那時出版的書籍為證,臺灣大學的已故教授顏元叔曾說:“我手邊這部大陸編《新英漢辭典》,這部大陸版《辭源》,編得如此周全,印制如此精致,細小的鉛字用放大鏡看都劃劃清晰,而且從來沒有看到一個錯字:我為他們的心血表現(xiàn)而發(fā)抖!”
如果要給這篇小文作一個結(jié)語的話,是可以這樣說的——“投情以作,精細準確,應(yīng)付以作,浮皮潦草”難道不是這樣的嗎?